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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診療和互聯網醫療都是我國醫療健康領域的重點問題。近年來，隨著老齡化的進程不斷加快，亞健康問題凸顯，居民對醫療衛生的需求日趨多樣化。分級診療試點工作的評價標準自2015年出臺至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遇到了瓶頸期。2018年起，互聯網醫療在國家戰略規劃中的地位逐漸提升，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相繼出臺各類政策、文件，鼓勵和引導醫療互聯網化的發展，為互聯網醫療的發展提供良好的政治環境。

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發迫使人們歷史性地轉向線上問診病并初步養成線上診療的習慣?；ヂ摼W醫療與分級診療相結合的模式則依靠強大的效率和便捷性在后疫情時代被繼續公眾所接受。在這一背景下，本文從互聯網醫療平臺的角度出發，在分析分級診療制度局限性的基礎上，探究傳統醫院與互聯網醫療可能的合作轉型方向。當然，作為朝陽產業的互聯網醫療也仍在摸索自身的準確定位與發展方向，本文限于篇幅，對此不做討論。

一、我國分級診療制度現狀

“分級診療”是指根據疾病的輕重緩急及治療難易程度將醫療機構進行分級，使各級醫療機構各自承擔不同疾病的治療工作，以實現患者“到基層首診”及在上下級醫院間“雙向轉診”的合理就醫模式。因此，內涵主要體現在“基層首診、雙向轉診、急慢分治、上下聯動”四個方面：即在分級診療模式下，基層醫療機構主要負責為常見病和多發病患者提供基礎性醫療服務，為病情穩定的患者提供康復、護理服務；二級醫療機構主要接收由三級醫療機構轉診的急性病恢復期患者、術后恢復期患者和危重癥穩定期患者；三級醫療機構主要負責急危重癥和疑難雜癥的診治工作。各級醫療機構的分工協作，在理論上能夠最大程度地提高醫療衛生服務效率，促進醫療資源的合理利用。

為了切實緩解“看病難，看病貴”難題、重塑逐級診療的就醫格局，我國早在2009年就將分級診療制度納入醫藥衛生改革體系，并逐漸完善頂層設計、實施路徑和評價標準。2015年9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5〕70號，下稱《指導意見》）正式提出了分級診療試點工作的評價標準，以“形成科學有序就醫格局”為重點，力求提高人民健康水平，進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此后，我國所有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城市和綜合醫改試點省份都陸續開展了分級的診療試點工作。2019年“兩會”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強調建立并完善分級診療模式，優化“互聯網＋醫療”模式，切實解決老百姓看病問題，從而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提高老百姓生活幸福感。

分級診療制度正式開展五年多，在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式、醫聯體式、慢性病管理等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但也逐漸開始陷入“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備與患者分流效果欠佳”并存的困境。根據我國2016年衛生計生統計公報的數據，盡管我國醫療衛生機構的總診療人次逐年增加，增長率已趨于穩定。2015年至2019年的《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則反映，我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數量上已達到了每個街道、鄉鎮和行政村平均至少1家，每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和鄉鎮衛生院全科醫生擁有量從已達到了每萬名居民2至3名的合格標準；與之相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占總診療人次比例從56.36%（2015年）反而下降到51.95%（2019年），遠未達到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量占總診療量比例65%以上的目標。

紅利期和瓶頸期之后，亟需變革期。2020年的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是典型的運動型治理，它給傳統醫院應對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提出挑戰，也給進入瓶頸期的分級診療體制帶來了希望。疫情期間，許多醫療機構加大門診預約力度，配合國家推行上下轉診、醫聯體建設、綜合性醫院專家到二級醫院或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坐診等舉措。這種依托“互聯網+醫療”和轉診體系展現出了驚人的工作效率，發揮了醫療衛生機構分工協作機制的優勢，穩定了就醫秩序，也得到了民眾和醫院本身的認可，進一步促進了分級診療制度的社會化推廣工作[8]。因此，考慮到分級診療體系仍有不少改進空間，與互聯網醫療平臺合作、開展互聯網醫療服務或許是傳統醫院一個可行的轉型方向。

二、傳統醫院的主要困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