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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靜的母親得了腸癌。主治大夫說，孫靜特別孝順，只要條件允許，無論檢查、輸液還是住院，她一直陪在母親身邊。

但因為工作原因，孫靜每年有一半時間在中國，一半時間在美國。在美國時沒法陪母親，孫靜就求助于互聯網醫院。她下載北京大學腫瘤醫院（以下簡稱北大腫瘤醫院）的互聯網醫院App，幫母親掛號、問診，雖遠在萬里之外，卻把母親的就診安排得井然有序。

半年內，孫靜母親在線順利復診十幾次，住院6次。“如果沒有互聯網醫院，不可能完成這件事。”孫靜母親的主治大夫、北大腫瘤醫院介入科主任醫師王曉東說。

近年來，互聯網醫院被寄予厚望，政策紅利不斷釋放，和孫靜母親一樣受益于互聯網醫院的患者還有很多。不過，就整體而言，互聯網醫院的潛力沒有充分被挖掘。據不完全統計，全國超過1.3萬家二級以上醫療機構中，建成互聯網醫院的僅約為1700家。國家遠程醫療與互聯網醫學中心、健康界研究院聯合發布的《2021中國互聯網醫院發展報告》顯示，超9成互聯網醫院處于建而不用或淺嘗輒止的“僵尸狀態”。

更好地服務既有患者，同時促進分級診療

互聯網醫院萌芽時，曹磊剛剛入行。

2015年7月《國務院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發布，鼓勵探索互聯網+醫療。正是這一年，現任圓心科技集團旗下圓心醫療首席戰略官的曹磊進入了互聯網+醫療行業。

當時流行做掌上醫院，就是把掛號、繳費、查報告等線下流程搬到移動端。很多公司追著醫院承諾免費建掌上醫院，一些醫院可能每天要來好幾撥互聯網醫療企業的代表。

少有人知，凜冬將至。由于整個行業缺乏明確的規范，打擦邊球的行為顯然成為了摸索盈利模式的常態。各平臺利用在線醫生、醫療咨詢、醫療客服等手段來當網絡醫托的現象層出不窮，而競價排名、假醫生假藥的問題也不斷被曝出。這些行業亂象使得互聯網醫療對患者用戶產生了極大的心理陰影，幾乎到了談“互聯網醫療”色變的程度，這也使得市場在2016年迅速步入寒冬。相關企業要么裁員轉型，要么宣布“死掉”。一些醫院驀然發現，掌上醫院工程“爛尾”了。

寒冬籠罩整個行業一年有余。

直到2018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互聯網+醫療健康”發展的意見》發布，明確允許依托醫療機構發展互聯網醫院。該意見旨在推進實施健康中國戰略，提升醫療衛生現代化管理水平互聯網醫院系統，優化資源配置，創新服務模式，提高服務效率，降低服務成本。

隨后，國家衛健委陸續發布互聯網醫院相關管理辦法。2019年8月，國家醫保局發文指出，符合條件的互聯網+醫療服務可納入醫保。2020年11月，國家醫保局發文完善互聯網+醫療服務醫保支付政策。至此，政策閉環初步形成。

“第一塊冰開始松動的時候，其實意味著春天已經來了。政策為互聯網診療打開了一個合理、合法的小口子。各大醫院尤其是公立醫院開始了各種各樣的嘗試。”曹磊說。

嘗試是多樣的。“App、微信小程序、公眾號等，都能作為互聯網醫院的入口。”曹磊介紹。

圓心科技長期跟醫院合作，為互聯網醫院提供技術支撐。截至2021年8月31日，圓心科技已與340多家醫院（其中三甲醫院130多家）合作開發在線醫療服務平臺，其負責建設運營的天津市腫瘤醫院互聯網醫院也于去年年底正式啟用。

在互聯網醫院耕耘多年后，曹磊總結，互聯網醫院主要有兩大功能：一是更好服務于醫院既有患者，提供在線復診、電子處方、在線支付、藥物配送等服務；二是更好服務于基層醫療機構，使大醫院優質資源下沉，促進分級診療。

“增強各級醫院臨床服務能力、方便群眾看病就醫，是互聯網醫院的核心價值所在。”國家遠程醫療與互聯網醫學中心辦公室主任、中日友好醫院發展辦主任盧清君表示。

自從北大腫瘤醫院上線互聯網醫院后，介入科主任醫師陳輝每周二上午不再接診線下患者，而是坐在電腦前與患者視頻。患者就坐在家中，通過手機鏡頭與陳輝聊病情。

“以前，有外地患者來北京看病，回家后用藥出現副作用，想問大夫都問不著。掛號再從外地趕來，花錢又花時間。有了互聯網醫院，能在線復診，藥品直接寄到家。”陳輝說。

檢查也更省時省力。“比如患者復診需要做CT檢查，得先掛號去醫院找醫生看病、約檢查時間，檢查當天再去一趟醫院。有了互聯網醫院，患者直接線上復診、約檢查，約好了再去醫院，只需跑一次。”王曉東說。